重慶女子學校(重慶光華女子學校)

1941年12月7日重慶女子學校，日本炮制了珍珠港事件重慶女子學校，重創美軍太平洋艦隊。在這個時間點上重慶女子學校，日本握著一手好牌，表面上得意極了是不是重慶女子學校？實際上，根據二戰時日本企劃省于1941年9月向大本營提交的報告，如果不能立即補充各種戰略物資，僅憑手頭的存貨，那么日本將于次年率先崩潰。而根據日本學者中原茂敏著作《大東亞戰爭補給戰》中羅列的數據來看，其實早在1939年，日本已瀕臨破產。

以戰養戰，是軍國主義的日本不可避免的選擇，但毫無疑問，二戰時的日本打了一場他們絕對打不起的仗。歷史上，軍國主義國家多得數不清，但像日本這么極端又變態的卻沒幾個。咱們不僅需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：他們應當被稱為軍國主義國家嗎重慶女子學校？或者說，我們還是應該給扭曲得如此嚴重的國家單獨定義一個分類。二戰中的日本究竟有多可怕，咱們從他們對婦女的做法中就能看出來。

二戰日本對女性的迫害，主要目的有兩個：其一，鼓勵生育，巴不得女人像老母雞下蛋一樣生娃，為戰爭源源不斷地提供“生力軍”。其二，以女性為引誘或是要挾，強迫男性自愿為軍國主義分子充當炮灰。早在1932年的《高等女子學校令》頒布以前，日本高中以上的學校針對女學生設有“修身課”，它旨在為女孩灌輸軍國主義思想，通過一系列摧殘女性認知和尊嚴的方式，讓廣大日本女學生完全被洗腦，以徹底淪為戰爭的炮灰。

《高等女子學校令》頒布后，軍國主義政府針對女生的迫害更是提升了一個等級，新開設的“公民課”取代原本的“修身課”。在課上，女學生必須脫光全部衣服，用干布條來回擦拭身體。當局將這種做法解釋為一種“健身”方式：干布條與身體不斷摩擦，可以刺激血管擴張，達到全身暖和的效果。此舉不但可以提升學生的免疫力，更是能夠幫助她們抵御寒冷，從而提升女孩們的意志力。不僅如此，在校女學生全部要求接受準軍事化管理，練習千米快速跑、投擲以及弓箭等體力項目。

1941年7月，也就是軍國主義分子將戰爭全面擴大的前5個月，大本營又出臺了《國民優生法》，正式提出了“軍國之母”、“軍國之妻”等概念。為達到將女性徹底改造成戰爭機器的目的，軍國主義分子進一步摧毀女生的羞恥心和主觀意識，他們要求女生和男生同時脫光所有衣物，一絲不掛地坐在教室里上課。彼此必須若無其事地交流或是相互直視，讓男女學生完全適應這樣的狀態。即便是從事戶外運動，男女學生也只能穿一條短褲。

隨著戰爭的進行以及青壯人口的大量消耗，當局繼而出臺了《母子保護法》，明確要求年輕女性“努力繁殖，努力生育”，甚至為了持續戰爭，大本營曾一度要求一對夫婦至少生育5個孩子。為忽悠國民積極響應，當局還炮制了許多“英雄母親”和“英雄家庭”的案例。

當時，日軍中有個名叫井上清一的中尉，隸屬于步兵第37聯隊。當時井上清一剛與妻子千代子新婚，兩人樂呵呵地在大阪的家中度蜜月。眼看假期快結束了，井上清一看著年輕漂亮的妻子，突然有了一種不愿意打仗的想法?？粗煞蜻@樣，千代子很是揪心，于是，她趁夜寫了一封遺書，要求丈夫為了她，為了“帝國的勝利”，趕緊回去報到。為了斷絕丈夫的念頭，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的身邊，然后用刀子割喉自盡，年僅21歲。果然，井上清一看過妻子的遺書后大受鼓舞，次日便收拾行李歸隊了。

這便是二戰中日本政府樹立的最光輝的“軍國之妻”的形象，千代子的遺書也被譽為“軍人妻子之鑒”。至于“軍國之母”的故事，那更是駭人聽聞。

有個名叫東史郎的日本兵，在戰爭結束許多年后回憶起了令他感到毛骨悚然的一幕。1937年8月26日，東史郎接到了軍部的征戰令，但他并不是特別想去。臨行時，母親為他送別，送給他一份禮物。東史郎打開一看，竟是一把刻著字的匕首。母親很淡定地說：“這次出征千金難買，你就高高興興地去吧?！钡蹲与S身帶著，假如戰場上不幸被抓住，趕緊用它剖腹自殺，千萬別給天皇臉上抹黑。

東史郎對母親的話有些詫異，母親繼而說道：“不用擔心，我有三個兒子，死你一個真沒關系?！痹诋敃r，飽受軍國主義思想洗腦的他竟然對此非常激動，他說：“當時，母親的話使我大受振奮，我感覺她特別偉大。我心中暗暗發誓，一定要欣然赴死效忠天皇陛下?！?/p>

另外還有一個名叫住原武東的“軍國模范母親”，親手把5個兒子都推上了戰場，成了飛行兵。尷尬的是，這5個兒子死了4個，其中二兒子在演練時出意外活活摔死，三兒子在侵華戰場上墜機身亡，身為飛行教練的四兒子在訓練學員時也是機毀人亡，小兒子在緬甸戰場上陣亡。1943年，住原武東的事跡登上了日本知名雜志《主婦之友》，東條英機還親自發電報慰問。此舉令住原武東成了日本名噪一時的“好母親”，她收到了大量贈款，許多單純的女學生竟然也發誓，一定要稱為像住原女士一樣的“軍國之母”。

這就是二戰軍國主義分子愚民政策的冰山一角，他們對百姓無形的迫害，如今在咱們看來簡直愚蠢透頂，恐怕沒人會聽信。然而，飽受軍國主義思想洗腦的日本國民，還當真全都魔怔了，除了大量年輕女孩自愿去前線“慰問”官兵外，許多暫時出不上力的，選擇用自己的方式為這場戰爭做貢獻。例如，有個名叫藤田多美子的22歲姑娘，在參加日本陸軍吉田航空通信學校成立儀式的幾天后，留下一封遺書跳井自殺。她在遺書中寫道：“我愿獻祭自己的生命，祈禱吉田航空學校的勇士們全部歸來?！?/p>

戰爭末期，日軍高層特意組建了一支均由年輕貌美的女孩組成的特殊部隊“抵抗入侵”。這支部隊訓練拉胯裝備簡陋，很明顯就是被推上前線當炮灰的。事實上，日本高層懼怕美軍在登陸后，會把日本皇室女性擄走當成玩物，因此搞了這么一群女孩作為交換，“女兵”們的下場自然也不用多想。結果，面對注定的悲劇，竟依然有大批日本女孩積極報名。

最令人大跌眼鏡的是，軍國主義分子居然把自己對女性的迫害美化成“對母性的尊重”，他們如此解釋：國家重新喚醒母性，樹立“良母”的形象并讓它受到人民的尊重和崇拜，對婦女而言，這便是極大的榮幸。在當局的鼓動下，各種鼓吹“軍國之母”、“軍國之妻”的文學作品如雨后春筍般紛紛涌出，它們如潮水般沖擊著人們的理智，直到被軍國主義分子徹底同化。

顯然，當時的日本政府能做到這一步，想必有更多更瘋狂的故事被掩藏掉了。其中的一些做法不但令我們大開眼界，連二戰時許多日本將領都無法接受。作為頗具代表性的軍國主義分子，日軍名將山下奉文在被處死前曾與朋友森田覺交代了自己的遺言。他在其中提到：“一個人的本性在上學校以前，是在他的母親下培養出來的。我懇請祖國提高婦女的教養，培養好的母親……請告訴祖國，我只有這個遺愿?！边B死硬的戰爭狂魔都有這樣的感慨，可見二戰時的日本女人究竟被“改造”成了多么可怕的樣子。